直到7月1日下午，她的母親聯(lián)系了我，詢問是否知曉東北兼職一事，說擔心她被騙。我們交換了信息，才確認她家人和我同樣對這個工作的安全性抱有疑慮（雇主與她素未謀面，似乎是男性，且提出可以讓她住自己家），并且擔憂她的病情（之前寄給她的藥只夠十天，她當天本要去配藥卻未去）。商議之后決定，第二天我先約她出來吃個飯，看看她的狀態(tài)如何。
從她發(fā)來的、邏輯不太連續(xù)的語音中，我獲知她似乎是騎單車的時候摔了下來，是皮外傷，但是紗布和傷口粘連了；又在聊天群中和人發(fā)生了沖突，非常難過。
我問她手邊有沒有生理鹽水和碘酒、有沒有吃飯。她說一天都沒有吃東西，“有點累”，又讓我?guī)退纯锤浇惺裁纯梢猿缘�、要買什么，“整理成文字版”，好讓她轉發(fā)給一位晚上會去探望她的師長。
我照做了。做這些事的同時，我心里一沉：換藥、點外賣、向人說明自己的采購需求、甚至簡單地轉述，這些事對常人來說，簡單得都不能算是一個事項，但她卻不能完成——這是嚴重的失能。
如果說此前在“是否要介入干預”這件事上，我心中的天平一直起伏不定，那么此刻它終于徹底傾倒向某一端：再放著不管，她完全可能把自己餓死、困死在屋里，已經(jīng)到了必須要有外力介入的時候。于是我再次與她母親聯(lián)系，請她家人盡快趕來北京。
7月2日中午，我和同伴、她家人差不多同時到達她所在的出租屋。此時，她的思維邏輯已經(jīng)十分破碎，在許多不同的話題間跳躍。盡管情緒整體高漲，但在家人試圖把沙發(fā)上堆積如山的雜物收走時，她卻爆發(fā)出了毫無征兆的憤怒和哭泣。
在之后的幾天里，她的兩位家人輪流密切陪伴著她；與此同時，她每天依然發(fā)來很多消息（包括轉發(fā)很多和別人的消息），講述當下的體驗、之后的計劃，如同交代后事——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“寫遺書”。
7月8日上午，她母親告訴我，她忽然要求買最近一班車立即回家；又在十分鐘后要求把火車票退掉，要求掛急診并住院。她們?nèi)チ吮本┌捕ㄡt(yī)院的急診，開了住院單，然而床位最快也要到11日才能空出。她的情況瞬息萬變，沒人知道她是否能撐到那時，也不知道如果撐不住了會有怎樣的后果。
在寫作這篇文章，我一直希望盡可能地保持客觀。事情發(fā)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，我一直在猶豫、在反復確認一件事：我在聽到那段語音的當下，便覺得它語氣輕佻曖昧、令我極度不適，并認定這是一場有主觀故意成分的性騷擾——我的感受是準確的嗎？是正當?shù)膯幔?/div>
有人告訴我：無論她的行為是受躁狂發(fā)作影響還是另有原因，我感到不舒服和受到侵犯的感受是真實且有效的，我有權界定自己的邊界，并期望他人尊重這些邊界。
事實上我當時確實是這么做的——并非出于深思熟慮，只是單純氣壞了。我懷著一點憤懣和失望，把鍵盤敲得錚然有聲：“我是你的朋友，不意味著你可以未經(jīng)我同意和我描述（即使是假想中的）性行為細節(jié)，無論是你的還是我的。這是一種騷擾。”
我的善意不應該是被侵犯的理由。
她很快回復，表示自己有多個人格，發(fā)送截圖的是另一個“她”，并沒有惡意，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因為我的反饋而感到傷心。
理性上，我知道這仍可能是躁狂發(fā)作的癥狀，也知道不能和發(fā)作中的人談道德；但在感情上，我不能接受人犯下了錯誤，卻用癥狀或疾病來解釋。
這不是我第一次被病中的她激怒。17歲那年，她首次發(fā)作，執(zhí)意要拿出大把的學習時間來“幫助”一位在愛情上辜負了她的同學學英語。
我沖她發(fā)脾氣，說這是胡鬧——彼時她剛拿到最高檔的自主招生降分，但因為競賽缺課太多，即使降了分成績也未必夠得上，自己學習時間都不夠。
幾天后她被送去精神科，直到寒假都沒有再出現(xiàn)。那天傍晚，我在她座椅上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張揉皺的餐巾紙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：“我會好好生活，照顧好自己。”
我至今難以形容那一刻的心情。
自知力尚存的片刻
她吶喊求助主動住院
回到2023年7月10日下午。我想，我已經(jīng)24歲了，生命中近三分之一的時間都作為病患的陪伴者與這場疾病較量，怎么也稱得上一句經(jīng)驗豐富。要再發(fā)脾氣，那和17歲頭一遭碰上這攤子事的愣頭青有什么區(qū)別？我必須很冷靜地處理它。
于是我問：“你現(xiàn)在是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嗎？如果是，那就不要用另一個‘她’來狡辯；如果不是，請就醫(yī)。”
她起初不說自己如何，只說發(fā)送照片的另一個“她”不是。又說自己愿意就醫(yī)，但是她母親不舍得住院費，“我有什么辦法”。（后來復盤，她回憶到，這是因為她覺得母親前幾天就很希望返鄉(xiāng)，從而產(chǎn)生了這一誤判。）
我說：“我認識你媽媽，你不要騙我。”
她說：“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如果現(xiàn)在有人讓我去住院，我立刻就去。”
我說：“好，那我去說服你媽媽。”
我把她的求助原樣轉發(fā)給她的母親。她母親很意外：她剛剛還說要去面試兼職，正在換衣服。
她母親說：“我無法判斷她的情況。她沒和我們說想去住院，只要她說我們就帶她去。”
就在我和她母親交流的幾分鐘里，變故陡生——她再一次發(fā)來消息：“我知道自己處于發(fā)作狀態(tài)。我知道我有病。我在發(fā)病。請讓我去醫(yī)院，讓我去住院。發(fā)作狀態(tài)的時候我確實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，也真的可能會死掉。所以救救我！”
此時是7月10日下午，14點05分。我判斷，這是她自己——是她趁著清醒有自知的片刻，在掙扎求助。
如果說7月1日下午她的失能讓我覺得一定要介入，那么這一刻，就醫(yī)刻不容緩。
她的家人很快行動起來——在家鄉(xiāng)的小城里，第二天她便入院了，三天后又轉入了本地更好的一家醫(yī)院。
9月27日，她出院了。這是她歷時最久的一次住院。
作為陪伴者，我總結出四條原則
確診，住院，這對于一場由精神疾病引起的風波來說，似乎是迎來了暫時的結局。然而遺留給陪伴者的，往往是情誼被撕裂、身心亟需修補的困境。這一切值得嗎？究竟怎么做才能少一些狼狽？積累了漫長的思考，我嘗試總結出四條原則。
首先，精神疾患只是人的一個身份，并非其全部。
精神疾病會影響患者的思維、情感和行為，也影響患者與他人（尤其是與親友）的日�；�。我常用“棲居在靈魂中的兇獸”來比喻精神疾病之于患者的關系——這是我為了更好地梳理和應對周圍人的精神疾病、并處理自己在應對過程中產(chǎn)生的負面情緒而發(fā)展出來的一個簡易的解釋。
這種解釋并不科學嚴謹，但是它管用�；卺t(yī)學的、對精神疾病的理性認知，能協(xié)助我在一些時刻做出決斷，但不足以撫慰我在與之對峙的過程中產(chǎn)生的那些具體的惶恐和困惑。
我在與一位我們共同的朋友討論時說：“從樸素的情感出發(fā)，不會有人喜歡疾病本身。一直以來大家關心她、幫助她，都是關愛那個被疾病折磨的人——那個人才是重要的。但這次發(fā)作，我有時感覺自己是在和疾病本身對話——這也是我最感到恐懼的時刻。”
就好像，那個附骨之疽、那個棲居在她靈魂中的兇獸，透過她的行為和言語，朝外界張開了一只黑洞洞的眼睛。
朋友說：“因為人已經(jīng)被折磨得面目模糊了呀。你還能記起多少她發(fā)病前的樣子呢？”
我無言以對。
在精神疾病急性發(fā)作期，疾病反過來吞噬了人本身，熟悉的人變得陌生、難以捉摸，這本身對親友來說已足夠可怕——更不必說隨時可能發(fā)生的自傷和傷人行為。
“兇獸”之說，原本是通過將疾病和患者本人區(qū)分開來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陪伴者與患者的情感聯(lián)結；但將人和精神疾病二元對立、斷然切割，也并非取勝之道——接納它、馴服它、與它和解并有策略地共存、甚至在可接受的范圍內(nèi)利用它，這可能是對待精神疾病更為現(xiàn)實和積極的一條道路。
基于這樣的思考，我也正在做出改變。自她出院之后，我嘗試在與她的交流中，更多地正面探討她的病——她對自身疾病的看法、醫(yī)生和咨詢師對她病情的看法、患者群體中對疾病的共識、我從旁觀角度對她疾病的觀感、她對自己后續(xù)如何帶病生存的預期等等。
對于疾病相關的一切，進行充分坦誠的交流——這正是我作為陪伴者始終堅持的第二條原則。
事實上，此前我做得并不夠。這主要源自于視角上的片面——出于共同的生物醫(yī)學的背景，我們最初對精神疾病的理解更多還是落在器質(zhì)的層面，溝通也主要是在藥物、療法、病程這個層次上。
起初我對自己作為陪伴者角色的定義，也不外乎一個能緩存她的清醒意志、并適時同步給醫(yī)生、家屬和其他必要知情方的信息中轉站。但坦率地說，即使是這種程度的溝通，也已經(jīng)相當有效。她在大學期間的三次發(fā)作，這套溝通機制都能迅速作出反應，確保了醫(yī)療的及時介入，有效避免了治療的延誤和潛在的危機事件。
這也引出了作為陪伴者的第三條原則——積極協(xié)助患者構筑和維護社會支持網(wǎng)絡。我知道很多患者因為種種原因并不信任醫(yī)院，也不信任家人或老師。但我還是鼓勵陪伴者和醫(yī)生與患者家屬建立最低限度的信任，積極地溝通合作，尤其是在真正遇到危機時。因為在關鍵時刻，患者能求助、能依靠的也只有這些社會支持力量。
我第一次撥通她母親的電話是在她第一次復發(fā)時。那時，我剛過完十八歲生日。
大約是因為她母親接到電話時已經(jīng)睡下，又大約是因為我情況交代得顛三倒四，總之在我說完之后，她母親只輕輕地、用一種我難以形容的語氣問：“那你說我該怎么辦�。�”
其實在當時，我是出離憤怒的：你四五十歲了，我剛十八歲，你問我？這是你的女兒，你問我？還有……我怎么知道該怎么辦？
但我克制住了。發(fā)脾氣不能解決問題。我只是說：“您和她爸爸白天盡快趕過來吧。”
但是多年過去，我漸漸理解了那句問話背后的心情。我意識到，她母親當時是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——一個成年人只要還有辦法，是不會這樣向一個孩子求助的。我也意識到，也許在她過去幾十年的人生當中，“精神疾病”就像對十七歲之前的我一樣是天方夜譚；陌生的術語裹挾著磅礴的污名砸在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女兒身上，猶如晴天霹靂。
而在這些年里，她母親對疾病的理解和應對方式也在不斷進步。三年前，年近五十的她又重新開始了長跑——為求長壽，為了能多照顧女兒一些年。
關于陪伴者角色，我想提出的最后、也是最重要的原則是——105%的善意。
105%是相對于同等交情、未患病的朋友而言的。多一點關照，但不要過度——5%就好。
多出5%的善意，是因為疾患確實在一些時刻是脆弱的，需要支持；只多出5%的善意，是為了保障陪伴者自己的生活——托舉你能力范圍內(nèi)能托舉的人，就已經(jīng)很好了。
有些事總要有人去做
我為什么不去做呢？
這些年，我無數(shù)次被問及和思考過：為什么要做這些？
首先，我所做的基本上都沒有超出105%的善意范圍。一年365天，能真正讓我為她勞心耗神的其實只有那么幾天，其他時候的交流都是在輕松的氛圍中自然完成的。
即便如此，依然有人會問：為什么非得多做這5%不可呢？畢竟5%乘以足夠長的時間，也是不少的時間精力。
答案其實也是清晰的：我知道自己不能承受這位十幾年的朋友，在我明知有恙的情況下，因為我“可以做些什么而沒有做”而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圍內(nèi)遭遇不幸。如果真的發(fā)生了什么，我將很難原諒自己。
我想明白這一點之后，心地便是一片空明了：誰也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欠任何人，我花費的時間精力，為的是我自己的心；我得到的感激和快慰，也是為了我自己的心。
作為一個輔助性角色，陪伴者提供不了太多的硬性支持，能供給的只是軟性的、細水長流的情緒價值而已。唯獨身處其中，你才能感受到這種蛛絲般的聯(lián)結所蘊藏的柔韌和張力。精神本身不也是細微而難以捉摸嗎？我相信，這種陪伴足夠多、足夠廣，或許能構成一張纖弱而柔韌的安全網(wǎng)，能多兜住幾個人不至于墜落。
這些年來，我常常會想起我剛認識她的情形。
那是在初一的體育課上，自由活動時間。天很熱，女孩子們怕曬，都三三兩兩地躲去了陰涼的小花園或體育館里。我路過器材室外，只看見她一個人在驕陽下，一遍遍地練習實心球。
我問她，為什么不去休息？她說，想練得更好一點。
后來我們成為同一個社團的負責人，經(jīng)常一起組織活動。有一次閑聊時，她說，她在即將到來的校運動會中報名了800米。我驚訝，除非有體育特長，一般大家都不愿報這種累人的項目。我問她，為什么？
她說，因為計分辦法中，800米只要順利跑完，就能給班級加兩分。“反正總得有人跑，我為什么不跑呢？”
既然有些事總要有人去做，我為什么不去做呢？
在久遠的、未識天地的年月里，少年人如同剛剛抽條的春樹，比肩聯(lián)袂地挨在一起，彼此嗅聞，彼此探問。在那冥蒙料峭的時刻，一切生長、演化、聚散的方向都是未知的。
后來我想，她的那句話，一定曾在某種程度上塑造過我、雕磋過我，在我幼嫩的枝條上，留下過足以影響人生走向的刻痕；也一定曾勉慰過我，在萬難之中，不要松開伸出的援手。
---醫(yī)生點評---
這篇文章詳盡地記錄了一次雙相躁狂從前驅(qū)期到發(fā)作期的完整經(jīng)過，以及作為陪伴者的思考。
2023年6月19日，患者未服用夜間的喹硫平。隨后她開始失眠（常見的前驅(qū)癥狀之一），并伴有一些輕微的情緒波動。雖然文中提及家人有寄送喹硫平，但患者是否有按時服藥，其實是值得懷疑的。6月25日開始，輕躁狂已初現(xiàn)端倪：她徹夜在討論群里發(fā)言，內(nèi)容顯得“天馬行空”，乃至于旁觀者發(fā)出了“她什么情況？”的疑問；26日，她本應就醫(yī)，但并未成行；27日關于餅干的對話，暴露出思維奔逸、字意聯(lián)想的癥狀。這之后，在討論組的活躍，創(chuàng)作和工作的熱情，都是輕躁狂發(fā)作的表現(xiàn)：情緒高漲、過度健談、自信心膨脹、夸大、睡眠需求減少、目標導向的活動增多。7月2日，作者和家人見到患者時，她“在許多不同的話題間跳躍”、“毫無征兆的憤怒和哭泣”，情緒波動大、易激惹。這時候家屬已經(jīng)判斷出應該就醫(yī)，但由于遵循患者的意思，拖延了幾日。
對于患者的親友來說，如何通過觀察患者的行為、情緒波動、社會功能等方面的表現(xiàn)來判斷何時介入并送醫(yī)，是一項至關重要且極具挑戰(zhàn)的任務。2023年6月底，患者出現(xiàn)輕躁狂癥狀時，如果能和她確認藥物的使用情況、門診就診、適當調(diào)整藥物方案，或許避免癥狀進一步惡化。7月初，患者社會功能明顯受損，無法照料好自己，言語增多，并出現(xiàn)精神病性癥狀（自認為有“多個人格”）。此時已是明確的躁狂發(fā)作，患者的自知力不一定完整，對自己病情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——監(jiān)護人需要果斷做出決策，此時不用等待指定的門診，無論普通門診或是精神科急診，都應該盡快就醫(yī)，必要時住院治療。
躁狂發(fā)作期，患者可能會表現(xiàn)出不恰當?shù)难孕�，包括語言性騷擾或冒犯他人等。一般來說，這是病理性癥狀的一部分，行為并非出于本意，是可以將它和你熟悉的那個人分割開的。不過如果感覺到不適和困擾，陪伴者完全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，做好自我保護、自我照料是非常重要的。
我覺得作者提出的“105%的善意”是很好的建議，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是有益的，但也不必無底線的忍讓。陪伴者的角色和監(jiān)護人不同，不需要給自己背負很重的責任，能夠從日常的接觸中敏銳察覺患者的異常表現(xiàn)并做出及時反應，幫助患者尋求醫(yī)療幫助，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支持。
個人經(jīng)歷分享不構成診療建議，不能取代醫(yī)生對特定患者的個體化判斷，如有就診需要請前往正規(guī)醫(yī)院。
